芒果TV《披荊斬棘的哥哥》總決賽在即，但風波不斷。朋友圈有人戲謔稱“一個節目倆馬賽克”。
總的來說，雖然老爆雷，但芒果TV的這檔音樂綜藝節目還算比較火，與幾天前悄悄落幕的《中國好聲音2021》已經是當下國產音樂綜藝中的頭部了。是的，如今的音樂綜藝，即便頭部看起來也不是很能打，話題常有，但讓人驚艷的歌手、傳唱度高的新歌是真的沒有。
有媒體不完全統計，2021年，各平臺、衛視推出了很多音樂綜藝，共有近50檔，《中國好聲音2021》、《披荊斬棘的哥哥》等頭部音樂綜藝數量就有14部。但無論是素人競技還是推介知名歌手的形式，給觀眾帶來更多的都是疲憊感，節目中老歌手大多在懷舊，而新人推出的原創歌曲鮮有打動觀眾的，更不用說流行了。
以往很多年，一些歌手和歌曲爆火往往是借助音樂綜藝的“東風”，超女快男、《中國好聲音》前幾期就不說了，還有比如《明日之子》的毛不易，《樂隊的夏天》的新褲子樂隊等。
但到了2021年，音樂綜藝推出的格外多，有選手在爆雷，卻不再有歌手和歌曲爆火。
音樂綜藝的這種窘境我們平時聽歌時也能感受得到，打開一個音樂app,各大歌曲榜單上每次都有周杰倫、林俊杰、陳奕迅、王菲等陪伴眾多80、90后成長的歌手，而在前幾年綜藝選秀中脫穎而出的毛不易、周深、張碧晨等的歌也時常登榜，其次就是一些流水一樣更迭的網紅歌。
看看最新一期的QQ音樂榜，一直往下拉，有多少周杰倫的歌。周杰倫2000年發行了首張個人專輯《Jay》，到如今恍惚間已有20多年，這期間也是中國音樂綜藝從無到有、從稀缺到過剩的過程，通過綜藝也誕生了很多優秀的歌手和作品，然而，到如今，與流行音樂深度綁定的音樂綜藝也很難選出優秀的音樂人和音樂作品了。
這大概能從兩方面來尋找原因，從供給端來說，中國流行音樂本來就起步晚，經歷了一個井噴式的成長,泥沙俱下，資本趁虛而入，推動音樂綜藝越搞越頻繁，能脫穎而出的音樂人早已出頭，太年輕的還需要現實中的磨礪才能拿出優秀作品；從需求端來看，則是觀眾對模式老化、套路滿滿的綜藝節目早已失去了新鮮感，依舊喜歡真正打動人心的老歌，或者直接去短視頻平臺刷旋律簡單、歌詞空洞的歌。
在當下，面對大眾對音樂的審美需求和形式發生的巨大變化，音樂綜藝和國產音樂，無疑都需要一場深刻的變革。
中國流行音樂的發展錯過了幾個關鍵的節點。
50年代，搖滾樂在美國流行，無論是查克·貝里還是“貓王”在當時都是獨特的文化現象，這波音樂熱潮也迅速波及到了歐亞大陸。
之后，英國人也開始學著美國人拿起電吉他夾起鼓，叮叮咚咚地玩起搖滾樂，不久后就誕生了“滾石”“披頭士”等著名樂隊。而在同一時期的日本，唱片機唱針下的碟片也在不停地轉，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一些大師，如細野晴臣，坂本龍一等，都是在那樣的環境下長大的。
中國是少數幾個例外的國家之一。
就連部隊大院出身的崔健在七十年代第一次看到披頭士的錄影時，也覺得“不可思議”，“胡子拉碴的，怎么男人看上去像女人啊？”
用句爛俗的話來講，中國的流行音樂一開始就因為錯過而“輸在了起跑線上”，一旦第一顆紐扣沒有扣好，那么下面的顆顆紐扣都將錯位。
時間來到70年代末，一種叫嘻哈(hip pop)的黑人音樂悄然在紐約的街頭興起，這場變革將給流行樂的聽感與音樂制作帶來一場全面的沖擊。
而回到中國，正在啟動關乎整個國家命運的改革開放，也并沒有及時接觸到嘻哈這種音樂形式。或許因為這次錯過，才使得2017年的一檔綜藝不無遺憾地宣稱“中國有嘻哈”。
但不用著急，中國的流行樂緊接著也來了。
進入80年代后，中國開始涌起商業化的浪潮，海灘上留下的各種讓人耳目一新的事物中，就包括搖滾樂。
當崔健1986年5月9日在工人體育館卷著褲腿，穿了一身“農民裝”走上舞臺，幾近吶喊地吼出了那首著名《一無所有》之后，被震撼的觀眾“不知所措”。這種不知所措的情緒可以追尋回50年代，當美國家長第一次聽見搖滾樂，他們認為這種新型的音樂“刺耳”“不健康”，與溫文爾雅的古典音樂大相徑庭。
這份不知所措在中國晚到了30年。
與這個時期相匹配的，是音樂綜藝在中國內地的第一次冒頭。1984年，第一屆《全國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在中央電視臺出現。同年，中央電視臺的文藝節目陸續推出了《藝苑之花》、《音樂與格言》、《曲藝與雜技》、《音樂與舞蹈》、《周末文藝》等一批欄目。
這一時期的音樂綜藝節目代表有《周末文藝》旗下的“每周一歌”，主要播放音樂作品,隨后它成為中央電視臺的第一個獨立的音樂欄目,在每周固定播出一首歌曲,這一節目成為早期電視音樂節目中最為成熟的形態。
然而，在那個冰封還在逐漸消融的時期，音樂節目也是相對保守的，無法滿足人們的需求。
近水樓臺先得月，在音樂上有所渴求的人，最先把手伸向的地方就是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
早在盒式錄音機和與之相配的錄音磁帶流行的時候，港臺和歐美流行音樂就有所傳播開來。還記得馮小剛電影《芳華》中的那一幕嗎？
唱機+磁帶+紅色薄紗的場景中，鄧麗君的歌聲婉轉唱起：“濃情千萬縷，絲絲為了你；盼君多珍惜，愿你長相憶”，歌詞照應著電影里女兵們縈繞心間的情愫，青春荷爾蒙氣息在銀幕上煥發光彩。
廣播、電視、報紙都是那個年代為數不多的可以使人民群眾了解最新流行樂的媒介，而最終流行樂在內地回歸正軌，這幾種媒介是居功至偉的。
比如，由廣播、磁帶開始興起的，對港臺歌星的崇拜和追捧持續升溫，一直持續到了90年代，最終成為了90年代中國家庭的一場場“大戰”：孩子癡迷于追星，而老一輩視這些人和歌曲為妖魔鬼怪。
大勢所趨，是擋也擋不住的。港臺歌曲開始在中央電視臺出現。
《正大綜藝》和《綜藝大觀》是兩檔在90年代影響力巨大的電視節目，這兩檔節目給了流行音樂最開始出頭的機會，雖然他們上鏡的機會并不太多。《正大綜藝》節目由“世界真奇妙”、“五花八門”、“名歌金曲”三部分構成。《綜藝大觀》則由《開心一刻》、《音樂星空》、《請你參加》等小版塊組成。
在這兩檔節目中間，會偶爾看見港臺音樂的身影，這已經足夠讓當時的觀眾興奮很久了。
也正是這個時候，最早的資本開始與綜藝節目牽手并進——《正大綜藝》的“正大”得名于“正大集團”。1987年，正大集團在香港組建正大綜藝公司。1990年，正大綜藝公司與中央電視臺合作（起初是正大綜藝公司提供節目內容、央視完成后期制作，后徹底由央視創造傳媒負責制播）推出《正大綜藝》，由綜藝節目與海外電影兩部分組成：一般綜藝節目稱為《正大綜藝》，海外電影被單獨稱為《正大劇場》。
但如果說以上兩檔節目是“流行音樂”節目似乎有所不妥，因為他們的流行音樂成分都只是在隔靴搔癢。
在2000年的一期《綜藝大觀》節目觀眾來信中，一名觀眾不無遺憾地表示：“能不能讓綜藝大觀成為多小品，多相聲，多一些港臺歌星的演唱”。
同樣，在沒有流媒體，沒有MP3的年代，以電臺和廣播為媒介傳播的歌曲也有“供不應求”的問題，在網上，一名鄧麗君的大陸歌迷回憶道：“在當年，我超喜歡有些鄧麗君的歌，可是電臺不是很常播，有時甚至要等上幾個月才能再次聽到那首歌。”
如果說這些都是那個時代人們對于音樂的欲求，那么針對這些痛點，真正完完全全、徹徹底底地將流行樂與商業結合的第一個音樂綜藝節目，是大家都能叫出來的一個名字：《同一首歌》。
2000年，我國家庭電視機的普及率是86.12%，也就是說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幾乎每家人都有電視可看了，但就像上面所說的，總還缺乏一枚重磅炸彈一樣的節目，讓人們一次過流行音樂癮過個夠。
《同一首歌》就是來讓觀眾過癮的。
這時候，時間剛剛轉入千禧年，港臺和內地的文化交融達到了一個極其繁盛的狀態。香港樂壇雖然已經進入眾神黃昏時代，但臺灣樂壇強勢崛起，再加上內地新聲代不斷涌出，造就了一個非常完美的流行音樂傳播時代背景。
一切的一切已經準備就緒，只差一個將他們集中大放光彩的舞臺。
2000年1月27日，《同一首歌》第一期開播，這個由央視主辦的頂級音樂節目的開播陣容，創造了一個至今難以復制的眾神集結名場面。不僅有已經登頂天王、天后的劉德華和王菲，《又見炊煙》《忘情水》《愛你一萬年》金曲連唱，就連國家隊選手吳彤也唱了一首《是否》。
這么多明星，要是人數來太多了唱不了這么多怎么辦？
那就每人只唱歌曲的高潮段落，或者只唱每首歌的第一段，連唱幾首做個拼盤串燒。
因為時間實在是太擠了，一期節目將近兩個小時，能唱37首歌，主持人串詞絕對不啰嗦，基本上都只是出聲音報幕，甚至連鏡頭都沒有切。
《同一首歌》的出現就是擺明告訴觀眾：我就是來讓你們過癮的，以往沒有想看、想聽的港臺歌星，讓你們一次聽個夠。
中央臺的節目，明星有牌面，設備設施有保障，不存在請不動某個明星的說法，這保證了期期節目都有爆點，都能形成“神仙打架”的局面。
從90年代的音樂匱乏癥中走出來，《同一首歌》是一檔完全誕生于中國本土的音樂綜藝。在百度上有網友提問“在歐美國家有沒有像《同一首歌》那種每周播出的節目”，得到的回答是“人家一般不玩這個”。
也正因為這份近乎暴飲暴食式的歌曲節目，讓觀眾們大呼過癮，因而《同一首歌》的收視率才能夠高居不下。每周五晚上七點半，同時段無人能打，收視紀錄從來都是自己跟自己PK，從3%到4%，再到2006年最高一度達到5.18%，一騎絕塵，僅次于央視的春晚。
《同一首歌》所暴露的，是中國在流行音樂節節發展錯位后，對先前所缺的渴求。
這是第一個，或許也是最后一個不經引進外國版權，就能夠在中國大獲成功的音樂綜藝節目，它無疑是一個誕生自本土的奇跡。
但奇跡背后卻有著資本之流向：雖然打著“公益節目”“不盈利”的名號，但《同一首歌》每期去的城市或企業進行外景演出，要么是大型活動開幕式，要么是大型工程奠基儀式，要么是展現某座城市的風情魅力。超高的話題性和收視率，讓各市的政府擠破了頭也要爭取舉辦名額。
一年策劃演出四五十場，如果以每場演出500萬元計，40場就是兩個億，都是當地政府或國企買單。
2010年9月1日，風光一時的《同一首歌》正式宣布停播。但人們對于音樂綜藝的渴求去哪里釋放？這便進入到了地方臺爭霸的階段。
《同一首歌》的落幕不但沒有導致音樂綜藝的沒落，反而越發繁榮。地方衛視紛紛崛起，音樂綜藝節目就成了各大地方衛視狂歡的戰場，一個內容極度同質化的時代來到，而這個同質的關鍵詞便是“選秀”。
也正是從這個時期起，資本開始瘋狂地對中國音樂進行綁架和改造，從而進入了一場“流行音樂發展看綜藝節目”的時代。
《同一首歌》的停播似乎是一個標志和分野，意味著在進入2010年代后，舊的音樂綜藝節目模式即將沒落，新的模式即將出現，而這種新模式將以更大的影響力左右中國音樂市場的發展。
在《同一首歌》停播后的第二年，《中國好聲音》第一季在浙江衛視播出，它的收視率從第一期的1.4%一路直飆到最高的6.1%，而除了第一期排名全國第二之外，其余期數全都位列全國第一，恍惚間仿佛復刻了當年《同一首歌》的收視神話。
但細究起來，以《中國好聲音》為代表的音樂綜藝模式和以《同一首歌》甚至《超級女聲》為代表的本土音樂綜藝模式是有很大不同的。
首先，《中國好聲音》是一檔購買版權的舶來品，它的原版節目為荷蘭的The Voice。當然，其在創意、模式、拍攝、燈光、舞美、包裝等各方面，都嚴格按照國外模板節目來操作。一般而言，購買了版權的模式節目在引進時，會有如下的標準配置：原版節目的成片、節目制作寶典和根據實際情況安排的模式指導。
但是，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淮北則為枳，在中國落地生根的新型綜藝很快就和國外的原版結出了完全不同的果實。
拿好聲音的明星學員多亮舉例，新疆出生的他懷揣著一顆音樂夢，組過樂隊，出過唱片。但由于種種原因使得他在北漂多年后，始終未能登上音樂的大堂。在節目中，多亮不無決絕地說道：“如果這一次我失敗了，我想我會放棄音樂”。
然而，他成功了，獲得了四位導師眾星捧月般的夸贊。這樣過山車式的故事，跌宕起伏的經歷，很難不讓電視機前的觀眾為選手感到高興。但與之同時的是“音樂元素的邊緣化”。
在浙江省廣播電視局發布的一篇名為《好節目來自好創意——淺探<中國好聲音>的成功之道》的文章中，作者列舉了使《好聲音》第一季成功的四大要素，其中“模式引進與本土資源的完美結合”“ 娛樂節目的中的‘戲劇結構’與‘人物’”“ 《中國好聲音》的品牌營銷”都在大談營銷策略，而和音樂相關的“《中國好聲音》的音樂特色”只占了寥寥數行。
似乎這預示著一個趨勢：真正的音樂正在被邊緣化，而“秀”和“選”正在突出。
在知乎一則關于《中國好聲音》和《美國好聲音》的異同的貼子下，有樂迷網友表達了他對節目中音樂元素被淡化的不滿，其中包括選手修音太過嚴重、音樂風格單一、節目音樂指導的部分放5秒，煽情講故事卻要播5分鐘等等。
但尷尬矛盾的局面在《好聲音》的第四季達到了高潮：第四季冠軍張磊憑借一把吉他，一首《南山南》“成功”在“民謠熱”上加了一把火，把這種音樂從邊緣帶到了主流視野，一時間，“你在南方的艷陽里大雪紛飛”成為了人們朗朗上口的流行語句。
但早在60年代，以鮑勃·迪倫、瓊尼·米雪、尼爾·楊為首的一票民謠音樂人就點燃了美國音樂場景中的民謠熱，其中風頭出盡的要數鮑勃·迪倫了，他的歌詞不僅在當年的反戰運動中成為年輕人口中的標語，他本人更是因為自己的歌詞詩作獲得了201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在張磊奪冠的次年，民謠發展態勢更是勢不可擋，歌手趙雷的一曲《成都》再次沖上熱榜，截至2021年9月，這首歌曲已成為網易云音樂評論、播放最多的曲子之一，評論已達到43萬余條，盡管歌詞中對于成都的描寫受到了不少網友的非議，但這并未妨礙他成為2016年最受歡迎的歌曲之一。隨后《成都》再接再厲，又憑借《我是歌手》的舞臺掀起一股民謠熱潮。
網易發布的《中國音樂人生存現狀報告(2020)》中，我們可以看到，直到嘻哈音樂作為主流的今天，民謠音樂人在網易云音樂所占的數量也是位列第二的（38%）僅僅落后嘻哈音樂人不到5個百分點。
民謠音樂，這個曾經的獨立音樂代表一躍成為主流的寵兒，而這正是15年那次《好聲音》所產生的余波。
在對樂迷兼樂評人173-tlmgt的采訪中，他認為，進入10年代后，四面突起的音樂綜藝節目和音樂流媒體的發展給了人們一種聽音樂的機會，他們牢牢地把握住了這個機會，并將一切送到嘴邊的新音樂視之為食糧。
“流媒體”和“網絡綜藝”，是2010年后五年的兩個關鍵詞。在歌曲的推廣中，以網易云音樂為首的流媒體平臺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前面提到的《成都》便是一例，越來越多的民間音樂愛好者選擇入駐網易云音樂平臺。
同時，在2013年，愛奇藝用一檔《奇葩說》打開了網絡綜藝的大門并嘗到甜頭后，各類網站也開始把手伸向不同的綜藝類型，而他們均獲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當人們在地鐵通勤多余在家，且人手一臺智能手機時，電視對人的吸引力也就不復從前了，這時綜藝也開始變得“便攜”起來。
這期間，獲得最多矚目的無疑是一檔愛奇藝在2017年推出的名為《中國有嘻哈》的節目，將原本在國內相對小眾的嘻哈音樂推上了流行的巔峰。嘻哈文化再度進入大眾視野,并成功掀起一陣嘻哈熱風。
此前,嘻哈文化雖然在青少年群體和特定圈層中得到了接受和認可,但從未被大眾媒體進行過如此大范圍的宣傳。愛奇藝官網數據顯示,截至第一季收官，《中國有嘻哈》累計播放量26.8億。
播出11期以來，《中國有嘻哈》以平均2億/期的播放量讓2017年夏季為之燥熱。一群地下rapper開始走到地上，一批喊著“freestyle”的觀眾成為嘻哈愛好者。而一個夏天之前，他們可能還是搖滾或民謠的粉絲。
在一點資訊發布的《大數據掃描<中國有嘻哈>》中把這種現象幽默地稱之為：去年你還想“坐在小酒館的門口”，今年卻只想喊“Keep it real”。
正如頻繁出現在hip-hop歌詞里的“Money”，幾乎是一夜爆紅的rapper們開始了大大方方的撈金之路，有了翻百倍的出場費和接到手軟的商演，逐漸簽約經紀公司，開始接受民謠曾經歷過的造星流水線。
2017年6月18日，還沒火起來的嘻哈選手TizzyT在他微博中調侃，“我是有10萬粉的人了，一人給我10塊錢，我就是百萬富翁了。”
不到三個月的時間，Tizzy T的微博粉絲數量已飆升至223萬。
作為《中國有嘻哈》的冠名贊助商，農夫山泉提供了1.2億元的冠名費，這與第一季《奔跑吧兄弟》1.3億的冠名費不相上下。
在短短一年內，hip-hop就從小眾音樂搖身變成各大舞臺常駐嘉賓，打開淘寶，鋪天蓋地滿是關鍵詞為“嘻哈”“街頭”“同款”的嘻哈風衣服、飾品、鞋子等。
不僅消費品變成了主打嘻哈的復制品，各種新生代偶像和藝人公司也紛至沓來，在歌曲和表演中生硬的插入一段rap或者穿著嘻哈風的衣服跳著舞，再來收割一波粉絲。資本的趁虛而入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但實際上，早在《有嘻哈》開播之初，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就早已以自己的經歷身體力行地“預見”到了這種情況的出現。
著名市場研究公司Buzz Angle Music發布的《2017美國年中音樂消費市場報告》顯示，嘻哈音樂是美國 2017 年上半年最火的音樂風格，在實體、數字下載和流媒體綜合考量下，嘻哈音樂的消費占比達到20.6%，可見，嘻哈音樂已經成為最受美國民眾歡迎的音樂類型之一。
嘻哈文化起源于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紐約Bronx區街頭，一個暴力頻發的社會邊緣地帶，但在如今美國的生活時尚中，它卻逐漸走向了高端，席卷從底層到高層的消費，成為一種潮流甚至是奢侈品的代言。
美國著名黑人說唱樂隊Run-DMC與阿迪達斯，被稱為嘻哈文化的商業典范，美國說唱歌手 Kanye West也先后與NIKE、Adidas合作椰子球鞋，一雙椰子鞋也已過萬，甚至在中國出現了不少高仿生產產業鏈，可以說，這些都是嘻哈熱潮帶來的后果。
看似和中國的嘻哈熱潮很像，但并不是這樣。
畢竟在中國，這場熱潮是由一場綜藝產業鏈開啟的，是一蹴而就的——早在2016年Buzz Angle Music發布的音樂產業調查中，嘻哈音樂就位于全美第二的位置，而最受歡迎的歌手Drake也是一名嘻哈歌手，占領了絕對的主流市場。而肯德里克·拉馬爾、阿姆、饒舌者錢斯等歌手早已成為美國嘻哈音樂的中流砥柱多年，甚至早已推出過不少話題性的專輯，絕不是平地起高樓一樣猛然出現的。
前幾年李宗盛在一次采訪中就曾提到“內陸比較糟糕和吃虧的是,它是一個井噴式的成長,跳過了整個發酵、醞釀的階段,包括人才的進入、篩選、成熟。這個行業一開始有經濟規模后,大量的其他行業投機分子都進來做流行歌,所以大陸整個流行樂壇空洞薄弱。”
但沒等人們反應過來，綜藝的熱潮又在一個接一個猛子地繼續：2019年5月25日，由愛奇藝主辦的《樂隊的夏天》開播，繼而又掀起了一陣“搖滾”熱，網易發布的《中國音樂人生存報告（2020）》中，搖滾音樂人人數位列第三，僅次于嘻哈和民謠。
綜藝帶來的后果不僅沖擊著音樂場景，也沖擊著音樂類的app。號稱一代人青春記憶的音樂app蝦米音樂，于2021年的2月5日0時停止運營，而究其原因，是由于2015年，國家版權局發布了《關于責令網絡音樂服務商停止未經授權傳播音樂的通知》，使得國內各大音樂app之間開啟了一場“版權大戰”，最終發展至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地步。
它的后果簡而言之就是：誰家的曲庫歌曲多，誰有用戶最想聽的那些歌曲，誰就能生存下來，而反之則將滅亡。
版權大戰剛剛打響，擁有酷我音樂、酷狗音樂的海洋系就與騰訊系合并，成立騰訊音樂娛樂集團(TME)，一躍成為行業巨頭，阿里音樂頓時處于弱勢地位，以400萬不敵1000多萬首曲庫。
不僅如此，在綜藝節目方面，QQ音樂和愛奇藝聯手并進，諸如《中國有嘻哈》《中國新說唱》《樂隊的夏天》等綜藝的節目原聲帶只有在QQ音樂才能收聽，這迅速削弱了其他音樂軟件的競爭力。
我們可以看到，某幾期綜藝節目的收聽量甚至超過了藝人本身的專輯收聽量，綜藝節目對音樂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或許我們無法理解：為何綜藝節目所產生的效應會施加于音樂人身上呢？要明白這點，我們需要看一看音樂版權的分配，也就是音樂人收入最直接的來源渠道。
曾經當過歌曲創作者的蘇杭表示，“到了2013年左右，感覺自己做了十幾年音樂，卻賺不了多少錢”。
經過一系列的調查思考，他開始明白整個音樂行業最上游掌控資源的，就是做版權的公司。相比之下，大部分音樂人肯定是賺不到多少錢的，因此從那開始，他開始轉型做版權。
為陳奕迅等著名歌手寫過歌的吳向飛不久前也在媒體表示過類似的感受，他控訴環球音樂，即便是陳奕迅唱火的那首《路一直都在》，在環球音樂版權的費用清單里，一年也僅為他帶來271元收入。版權公司拿走了創作人大部分收入。
“如果一直這樣，誰還會寫歌？”吳向飛忿忿不平，“寫歌，還不如撿廢品”。
《音樂人生存現狀與版權認知狀況調查研究報告》的調查顯示，約29%的音樂人未能從音樂獲得一分收入，除此以外，有近七成的音樂人從事兼職工作，否則便無法負擔起日常生活。與此同時，在音樂人的收益來源調查一項中，認為版稅收益是主要音樂收益來源的僅占比5.91%。
為何會產生如此情況？音樂人趙明表示，除開與作品質量的高低有關之外，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很多普通音樂人所面臨的問題之一便是“如何才能讓人們聽到我們。”
且只有首先滿足聽到的條件，后續才能知道是否能獲得用戶的認可，最終獲得收益。
“酒香不怕巷子深”早已成為一句過時的俗語，在媒介蓬勃，參與者眾多的今天，音樂人更需要讓人聽到自己的聲音，不然即便在一首作品上付出的時間再多，也很可能成為茫茫人海中的一個過客。
也正因為如此，那些有熱度的、關注度高的風格才具有足夠的曝光度。音樂從業者N表示，他認為部分音樂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所做流派音樂的名稱、發展史，只是因為看著別人火了，就跟著去做了。
從這個角度來講，綜藝等媒介的作用又是積極的。如同美國波普藝術家安迪·沃霍爾所說的那樣，“在這個時代，每個人都可以成名15分鐘”，無論你是否了解這個流派的音樂，資歷如何，只要不停地產出，得到公眾的關注概率將會比以前大很多，無論那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或許至此，我們可以聯想到諸如《我的滑板鞋》等一系列草根神曲。
如果回看近年大火的音樂綜藝和互聯網的音樂景象，我們似乎可以發現一些相通之處：他們奉流量、熱度為上，產出數量眾多，但有影響力的卻總是那幾個大部頭，每個人都想進入這些行業分一杯羹，獲益者卻寥寥無幾。
有媒體不完全統計，2021年，各平臺、衛視共有近50檔音樂類綜藝上線，浙江衛視《中國好聲音2021》、芒果TV《披荊斬棘的哥哥》等頭部音樂綜藝數量就有14部，但無論是素人競技還是推介知名歌手的形式，給觀眾帶來更多的都是疲憊感，節目中老歌手大多在懷舊，而新人推出的原創歌曲幾乎沒有傳唱度，也鮮有打動觀眾的，很難再選出前幾年在綜藝中火了的新褲子樂隊、毛不易等那樣的歌手。
當與流行音樂深度綁定的音樂綜藝也很難選出優秀音樂人、音樂作品時，大概能從兩方面來尋找原因，從供給端來說，是因為音樂綜藝搞得過于頻繁了，本來就人才緊缺，能脫穎而出的音樂人早已出頭，太年輕的還需要現實中的磨礪才能拿出優秀作品；從需求端來看，則是觀眾對模式老化、套路滿滿的綜藝節目早已失去了新鮮感，轉而去短視頻平臺刷旋律簡單、歌詞空洞的歌。
流行音樂、音樂綜藝在中國從起步到繁榮也不過30年而已，他們在一種特殊的條件下綁定在一起，以井噴式的速度向大眾普及了眾多音樂形式和傳唱至今的作品，然而，這樣的狂奔泥沙俱下，導致了音樂產業畸形發展。
當數字化時代來臨，大眾對音樂的審美需求和形式都發生巨大變化時，“先天不足”的音樂產業更難應對，音樂人和作品出圈變得困難。
國產音樂綜藝和音樂，無疑都需要一場深刻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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