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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人是獨立的個體，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思想和行為。盡管如此，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因為在這些不一樣里面，大部分人都存在著一些思維的共性，而且可以說是誤區，正是因為存在這些誤區，才會導致各種問題。本文總結了十七種人類思維的共性，如果你能夠認識到這些誤區，恭喜你，你已經具備了成為異類（outlier）的條件。但就像異類的定義一樣，這樣的人注定是少數。文章來自編譯，篇幅關系，我們分三部分刊出，此為第二部分。
劃重點：
人類往往為了推動效率最大化而不給犯錯留任何的余地
最好的故事取勝
我們被復雜左右，但智慧和理解的真正標志是簡單
你相信一個預測的意愿，要取決于你有多希望或多需要這個預測為真
如果你沒有別人的經歷，就很難對別人的信念產生共鳴
人會幼稚地否認自己的缺點，這是因為你能在自己內心為自己的錯誤辯解，但別人不能
這是一個你爭我奪的世界。如果機會你不利用，你的競爭對手就會利用。所以，大家往往都會盡量盡快利用機會。
挺好的——競爭推動了世界的前進。但副作用卻令人討厭：當所有的機會都被用盡，就再無出錯的余地，而當沒了出錯的余地時，任何受波動和意外影響的系統最終都會崩潰。
說到去年的供應鏈災難，Flexport 首席執行官萊恩·彼德森（Ryan Petersen） 這樣解釋道：
是什么導致了供應鏈的瓶頸問題？是現代金融對“凈資產收益率（ROE）”的癡迷。
為了證明 ROE 的出色，幾乎所謂 CEO 都把能剝離的資產都剝離了，只留下最低限度的資產。一切都剛剛好。沒有過剩產能。沒有戰略儲備。資產負債表上沒有現金。最小化的研發。
為了追求更好的短期指標，我們卸掉了經濟的減震器。現在，我們面臨著百年一遇的需求風暴，而我們的基礎設施根本跟不上。
全球的物流公司沒有多余的能力，沒有底盤儲備（搬運集裝箱的拖車），沒有多余的集裝箱、堆場空間以及倉庫容量。這些品牌沒有額外的庫存。制造商手頭沒有額外的部件或原材料。
他說得沒錯，但我也部分同情那些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的 CEO，因為如果他們不這么做的話，競爭對手就會讓他們破產。人類行為有個怪癖真的很怪，它會激勵人們最大限度地發揮潛力，直至毀滅自己。
有那么多的人努力追求生活的高效，不想浪費任何時間。但是，如果沒有時間可浪費的話，你就沒有時間開小差、探索新事物，或者天馬行空——而這些也許是最高效的思想形式之一了。心理學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 ）曾經說過：“做好研究的秘訣一直都是要稍微有點不務正業。因為每天沒有“浪費”一點時間，你浪費了很多光陰?！背晒θ耸抗室饨o自己的日程排出部分空閑時間可能會讓你覺得效率不夠高。確實如此，所以沒有多少人會這么做。
從長遠來看，容錯空間對生存至關重要，但對短期生存來說，以不留犯錯余地的方式讓效率最大化又至關重要，這個悖論可真夠奇怪的。
那些與之抗爭的，少數愿意為長期生存而犧牲短期利益的公司、員工或經濟體都是怪人，很少會被人理解，很容易被人看低，大部分時間都表現不佳，但卻能活得夠久，可以笑到最后，并拿到最高回報。
點子最好，答案正確都沒法取勝。只有故事可以——那些能夠吸引聽眾注意，并贏得陣陣點頭認可的好故事。
夏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曾說過：“在這個世界上，你到底做了些什么，這倒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你如何使別人相信你做了些什么。”
只要有信息交換的地方，不管是產品、公司、職業、政治、知識、教育還是文化，你會發現，獲勝都往往是最好的故事。想法再好，解釋得不好，可能也推進不了，老套甚至是錯誤的想法，如果講得令人信服的話，也可以引發一場革命。摩根·弗里曼（Morgan Freeman）就算念購物單也能令人潸然淚下，但能治愈疾病的科學家卻可能因口齒不清而被視而不見。
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沒有發現進化論，他只是寫出了第一本令人矚目的關于進化論的書籍；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把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社交能力與商業頭腦看得同等重要；埃隆·馬斯克（Elon Musk）擅長給投資者描繪愿景，跟工程一樣擅長；羅里·薩瑟蘭爵士（Sir Rory Sutherland）曾經說過，如果不是因為圣保羅，沒有人聽說過基督。
哪怕有正確的想法和專家人才，扣人心弦的故事也不能缺席。
作家埃利亞斯·卡內特（Elias Canette）寫道：
講故事的人吸引最多的人。他們周圍的人最密集，駐足的時間最長……他們說的話更加有力，余音繞梁的時間更長。
喬治·帕克（George Packer）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故事不是最經得起事實考驗的那個，而是能滿足我們最深層次需求和渴望的。
如果你認為左右世界的是事實和客觀性——如果你認為最好的想法會獲勝的話，你會發瘋的。但大家就是這么以為的。這其實是樂觀主義，因為當你意識到可以用新方式詮釋舊事物，而非只能靠創造新事物來改變世界時，你就會看到巨大的潛力。
有時長度是必要的。二戰結束后，盟軍在開會討論如何處理德國問題時，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指出，“我們要討論的問題關乎八千萬人的命運，八十分鐘是遠不夠的。”
但是計算機科學家艾茲格·迪科斯徹（Edsger Dijkstra）曾經寫道：
簡單是真理的標志——我們本該明事理，但復雜性仍然有著病態的吸引力。當你為學術聽眾做一個從阿爾法（alpha）到歐米茄（omega）都一清二楚的演講時，聽眾會覺得被騙了，然后在離開演講廳的時候就會互相評論道：“這也太簡單了吧，不是嗎？”殘酷的事實是，復雜性更好賣。
殘酷的事實是，復雜性更賣座。
當然是這樣的。
一條推文也許比一本書更有洞見，但大家寧愿花 20 美元買書，卻永遠不會為成千上萬條推文付一分錢。你送客戶十句話然后想收錢，他們會厭惡地離開。給他們一份電話簿那么厚的詳細說明，他們會付給你一大筆錢，還推薦給他們的朋友。
既然有簡單明了的真相，為什么復雜冗長的事物卻更受歡迎？
有幾個原因。
一是篇幅通常是下了功夫和考慮周到的唯一證明。信息的消費者很少會嘗試去客觀剖析一個論點；這太難了。在閱讀的時候，他們只是想弄清楚作者是否可信。這聽起來對嗎？能通過氣味測試嗎？在這個論點上作者投入的思考時間時候不是超過了幾秒鐘？一個論點是經過了深思熟慮，還是隨性直覺，篇幅和復雜性通常是唯一的證據。
第二是你不理解的東西會給理解它的人制造神秘感。當你了解的東西我不了解時，我就很難判斷你在這個領域的知識局限性，從而更容易僅憑表象就對你的觀點信以為真。
第三是復雜性會給人以控制的印象，令人寬慰，而簡單性很難與無知區分開來。你可以擺弄的旋鈕越多，就越感覺能控制局面，因為知識的印象會加深。只關注少數變量而忽略其他一切，可能會讓你看起來很無知，哪怕這才是正確的做法。如果客戶說：“這個呢，這兒發生了什么？”如果你回答說：“呃，我不知道，我不看那個的。”在客戶眼里，這也許表明了你的無知，而不是掌握了大道至簡，前者的機率更高。
你這輩子最快樂的是哪一天？
紀錄片《如何永生》（How to Live Forever）向一位百歲老人提出的這個問題很幼稚，但那位百歲老人給出的回答卻很驚人。
“停戰日。”她指的是1918 年一戰停戰協定簽訂的那一天。
制片人問道：“為什么？”
她說：“因為我們知道再也不會有戰爭了。”
21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造成 7500 萬人死亡。
在生活當中，有些東西我們之所以認為是真的，因為我們希望那是真的。這樣的東西太多了，無論是人際關系、職業、投資還是政治觀點都是如此——你被擁有快樂生活的渴望支配著，任何的向前看都要受到這一點的影響。
人人都是夢想家，因為當你真心相信未來會很艱難時，你的日子就會很難過。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里，一部動人的小說——相信你想要的結果，即使它不太可能實現——通常是唯一的慰藉。
賭注越大，就越是這樣。幾個世紀之前，現代醫學還沒有出現，放血療法、饑餓療法、在身上挖洞以驅除惡魔等，那時候為什么盛行這些只會讓一切變得更糟的療法，因為它能給人們一絲希望。如果你迫切需要一個解決方案，但還未發現好方案或者不易獲得，此時阻力最小的一條路就是愿意相信任何事情。不僅什么都愿意嘗試，而且還對嘗試的事物深信不疑。
投資也是這樣，那些預測專家的業績其實與瞎猜無異，但人們仍會非常熱切地聆聽。越是不確定，賭注越大，你就越容易被最令人滿意的答案說服。如果你說的都是別人想聽的，你就可以無限期地錯下去而不會受到懲罰。
《華爾街日報》的杰森·茨威格（Jason Zweig）上周寫道：
要是調查問卷問你是否怕蛇，你可能會說不怕。如果我把活蛇扔在你腿上，然后再問你是不是怕蛇，你大概會說怕——如果你還能再和我說話的話。
局外人與當事人的感受之間的鴻溝可能有1000米寬。
有理論認為，大型戰爭往往會每隔 20 到 40 年就會發生，因為這是沒有收到上一次戰爭創傷的新一代選民、政治家和將軍走上歷史周期需要的時間。其他一些政治趨勢——比如社會權利、經濟理論、預算的優先事項等——也遵循類似的路徑。
這不是因為人容易忘記。而是因為同理心與開放心態也沒法重現那種真正的恐懼和不確定感。
我的猜測是，如果你能從對手的角度去看待這個世界，并經歷過他們的生活的話，那么超過一半的分歧——無論是個人的、國內的、國際的、還是財務上的——都會消失。
納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對此做了很好的總結，他說：“如果某件事看起來不理性，而且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很可能你對理性的定義是錯誤的?！?/p>
每個人都應該問自己這幾個問題：
如果我出生在不同的國家或世代，我目前持有的哪些觀點我會不同意？ 哪些事情我沒有親身經歷，導致我對其運作機制的看法顯得很幼稚？ 什么樣的問題我曾以為只會發生在別的國家/行業/職業，但最終也會影響到我的？但這些問題不可能完全都回答上來。所以其實關于這個世界是如何運作的，每個人都會有一些不了解，當他們覺得與其他人有不同意見時，其實不過是發現了一段自己從未有過的經歷罷了。
喬治·卡林（George Carlin）曾開玩笑說，發現蠢人實在是太容易了。 “隨身攜帶紙和筆。一天下來，就能寫上 30 到 40 個名字。找到一個不需要多久，不是嗎？大概八秒鐘即可?！?/p>
像大多數喜劇一樣，這一條很有趣，因為這是真的。
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著作《思考，快與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里面提到了一條更重要的事實：“發現別人的錯誤比發現我們自己的錯誤更容易?！?/p>
我要補充一條我自己的理論：把別人的錯誤歸咎于愚蠢和貪婪比較容易，把自己的錯誤歸咎為愚蠢和貪婪比較難。
那是因為當你犯錯時，我只根據所看到的去看來做判斷。簡單快捷。
但是當我犯錯時，我的腦海里面就會浮現一段冗長而有說服力的獨白，那個聲音會為錯誤的決定辯護，還會增加其他人看不到的重要背景。
每個人都這樣，很正常。
為什么會這樣？我的姐夫是一名社會工作者，他最近告訴我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只要信息足夠，一切行為都說得過去。”
多好的一個觀點啊。
你看到有人在做一些瘋狂的事情，然后想不通，“你到底為什么要這么做？”然后當你和他們坐下來，傾聽他們的生活，過了一會兒，你就意識到，“啊，我現在有點明白了?！?/p>
人人都是自己生活經歷的產物，但這些經歷很少有人能看到或知道。
對我有意義的事情對你可能沒有意義，因為你不知道什么樣的經歷塑造了我，反之亦然。
問題是，“你為什么不同意我的觀點？”這個問題可以有無窮的答案。
有時候是因為一方自私、愚蠢、盲目或無知。
但更好的問法往往是這樣，“你有哪些跟我不一樣的經歷導致你會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如果我跟你有一樣的經歷的話，我會像你一樣看待這個世界嗎？”
為什么人們會不同意對方？這個問題包含了最多的答案。
問題是好問題，但是問起來比較難。一想到自己沒有經歷過的事情可能會改變自己的信念會讓人覺得不舒服，因為這是在承認自己的無知。假設那些不同意你的人沒有像你那樣認真思考，這要容易得多，也更常見，尤其是在判斷別人的錯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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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box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