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情對我而言真的只有負擔。”

“總是不確定是否有被愛著，因而決心親手撕破愛。”

“我每天每天每天都很不快樂，卻還是要被斥責‘你為什么這么悲觀’。”

“我倒寧愿花錢買斷親情，從此兩不相欠。”

……

過去一年內，1996年出生的女孩洛洛在微博里寫下這些句子，幽微地訴說著生活中隱秘的苦悶。

2019年中秋節，她默默許愿：“我希望以后的中秋節我也能有自己的月亮。”

一個月后的10月17日，凌晨2點，心情低落的洛洛獨自來到錢塘江散心，同時在微博上喃喃自語：“原來晚上的錢塘江這樣美。”

洛洛的最后一條微博

不幸的是，這條微博成為了洛洛對這個世界說過的最后一句話。行于江邊忽然遇到漲潮，被浪拍走后死亡，洛洛的人生永遠定格在了24歲這天。

然而，就在最近，已經離開這個世界半年的洛洛的名字，通過杭州本地一檔電視節目《杭州和事佬》，重新回到了公眾視線。

掀起輿論風波的，是洛洛的親生父母。

據悉，去年，洛洛去世后，其生前的工作單位出于人道主義，決定給予女孩家人6萬元作為撫慰，而洛洛父母將之視為責任賠償，不滿意數額，直接上門要求增加到41萬元。

索賠的目的，是為給洛洛的弟弟、他們唯一的兒子買房子湊首付。

接著，輿論紛紛批評這對父母，網友們為洛洛感到不值。結合其社交平臺的歷史記錄、疑似女孩朋友的發言及部分聊天記錄，人們推測，這個可憐女孩的父母心之所慮并非喪女之痛，而是如何盡最大可能繼續壓榨女兒的“剩余價值”。

自從洛洛獨立賺錢以來，她多次被父母要求贍養家庭，比如被要求給母親買最新款的手機，而她自己用的則是母親淘汰下來的舊手機;比如弟弟要上大學時，她被要求給弟弟買各種東西。

網友們的憤怒，直接源于目前有限報道與曝光里的一些細節：

比如，公司的給付，并非因為對洛洛之死負有責任而賠償，而是出于“人道主義撫慰”，表達對一個年輕女員工的哀悼及關懷，而其家人非但不感激，反而獅子大開口提出無理要求;比如，在上門找公司“索賠”時，洛洛母親甚至化了精致的全妝。

全妝上鏡的洛洛母親

在視頻中，與洛洛非親非故的公司老板，忍不住對洛洛父母發出了一連串擲地有聲的質問：

“你作為父母，知道自己的女兒有可能自殺，你為什么不做點什么?”

“為什么不把她找回去?”

“她一個女生，自己在外上班，你們家人這樣吸血，有管過她受不受得了嗎?”

原生家庭的愛的缺失以及父母重男輕女對自己的無休止吸血，讓洛洛長期處在抑郁的深淵

截至1月27日，《和事佬》節目披露，最終洛洛父母與公司雙方并未達成調解，公司按照2019年11月商定，共給付洛洛父母16萬元。

在目前極其有限的事實披露里，我們沒有證據斷言這是一個絕對意義上“重男輕女”的家庭，加上逝者為大，作為公眾，我們的確相信，女孩在生前遭受了一定的委屈、隱忍和困悶，但同時也會愿意去相信，天底下大多數父母對子女仍然是疼愛憐惜的。

把這件事中摻雜的一些要素單獨分開來看，比如，父母疼愛兒子，想攢錢為其買房，有錯嗎?沒有。不管女兒還在不在，他們都是想要為兒子買房的，這也許已經成了他們的一大心結。

還可以做一種更加善意的推理。如果父母對喪女心痛至極，在巨大的悲痛情緒挾持下，喪失了一定程度的理智，這時候公司主動提出撫慰金，就像提供了一根發散悲痛的線頭，父母會否出于一種暫時的、非理性的情緒發泄，因此緊緊拽住這根線?

不過，時隔半年，即便一時喪失理智，理智也該回來了。冷靜期，夠長了。

洛洛生前的聊天記錄、心情傾瀉，卻又無處不透露著對這個家庭又愛又恨的糾葛心理。

縱然對親情失望透頂，在洛洛的內心深處還是很強烈地渴望被愛

她憤恨父母為了弟弟無限向她伸手，卻又一次次在父母偶爾的關懷里敗下陣來。家庭是終身監禁的牢籠，也是如魚之水池不可逃離。

就像她自己總結的，“盡管費盡力氣想往外爬，卻始終會被無數個有愛的瞬間打回原形”。

這些質疑，或許是比“扶弟魔”“當代樊勝美”等現象更值得反思的。誠如托爾斯泰那句被套用千百遍的至理：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以“家”為單位，幸與不幸，從來都非金錢能定義的。父母與子女，也從來都不是這個世界上容易勝任的職業。

01

反哺者

我們的確正處于一個女性地位逐漸上升、被重視、被認可的時代，至少表面上是這樣。女孩可以勝任的工作越來越多，縮小到家庭單位里，被父母捧為掌上明珠的小公主也越來越多，“女孩要富養”的教育理念也越來越被主流認可。

但不可否認，你一定也或多或少聽過重男輕女家庭的故事，或許是身邊的朋友，或許是某匿名論壇上飽蘸著委屈的傾訴，許多故事荒唐得近乎不真實，但你卻沒法質疑那些聲淚俱下的泣訴。

據2007年國家統計局所編的《中國社會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實和數據》披露，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持續升高，從1982年的108.5增加到2005年的118.6，此后經歷了一個回落過程，但仍然高于自然水平。

此前公布的全國第6次人口普查數據則顯示，截至2018年，我國人口性別比為104.64，即中國大陸男性比女性多出3164萬人。

1982年以來出生性別比(圖源：新京報)

重男輕女思想從未徹底離開。在一個典型的傳統農村家庭里，大部分主要資源仍然會向男孩傾斜，一些家庭里，女兒被生下來的唯一目的，甚至就是為了撫養兒子。

學者陶自祥曾在一項調查研究中指出，一些農村父母為了湊夠兒子成家時需要的高額彩禮，保證家庭香火延續，甚至會出讓女兒，或者強迫女兒早婚，幾乎與“賣女兒”無異。

在傳統鄉村社會里，換親也是常見的現象，即你的女兒嫁給我的兒子，我的兒子嫁給你的女兒。看似“平等”，事實上這種關系之所以成立，其核心就在于確保兒子能夠娶到老婆，延續香火，女兒完全是交易標的，只有功能性的意義，一切目的都與她無關。這種現象并不違法，因此，它在現代化背景下仍然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延續。

至少，讓女兒成為某種工具，是事實存在的現象。

《歡樂頌》劇照

這幾年內，國內影視文藝作品也開始刻畫一些被原生家庭牢牢吸住，被要求無底線幫扶家中男性成員的女性角色。比如2017年熱播劇《歡樂頌》里蔣欣飾演的樊勝美，2018年《都挺好》里姚晨飾演的蘇明玉，2019年都市劇《安家》里孫儷飾演的“房似錦”……

現實中，這些女孩里不少人頂著“招娣”“來弟”等名字過了一生，長大后又有了個稱號叫“扶弟魔”，她們的出生，從一開始就是為了家中男性成員做鋪墊的。

“扶弟魔”的悲劇還在不斷上演

當一個女孩長期生活在一個不被重視、缺乏愛與平等的家庭里，親眼見證過男性在家族里獲得更多偏愛、財權及話語權，也許會潛移默化地延續家庭中女性的意識，天然地認為女性不如男性，潛移默化地將“反哺”作為一種義務，繼而產生自我貶低的傾向且伴隨至后半生。

此即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提出的“文化再生產”理論，教育可能通過文化再生產，讓某一群體更加認可自己的低身份，進一步加劇了不平等。

“被嫌棄的女孩們的一生”，是便從始至終都是個錯誤。

02

守護者

洛洛的悲劇，讓我想起一部十幾年前的電影——《姐姐的守護者》。

為了讓罹患血癌的大女兒活下去，父母借助基因技術，“制造”了與大女兒的基因完美配型的小女兒，小女兒從出生開始就是姐姐的藥箱，源源不斷向后者提供臍帶血、白血球、肝細胞、骨髓等。

這個故事不涉及重男輕女，所關涉的，是在愛的名義之下，對另一個孩子的不公平。第二個女兒的到來完全是有預謀的、有目的的，她的生命天然為給予而生。

家庭成員之間互相扶持，互相關照，是人類的自然情感的表現，正因為是自然情感，所以它應該是自然發展而來的，而不是經過家庭內部設計的。

如果在孩子出生、長大之前，就預設一個“回報”的目的，用學者的話來說，那就是“生意”，是“投資放債”，是父母的“下游”。

人類自然樸素的情感里包含父愛、母愛，也包含子女對父母的敬愛，但自然發生的感情，與蓄意攢積、謀劃的感情當然不同。

中國有十幾億人，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像樊勝美這樣的家庭的出現，也不是稀奇事。于是，傳統孝道文化里的“贍養”義務，成為一些極端家庭里父母對子女無度需索的主要倫理支持，一旦對這種家庭模式提出質疑，就會背上“自私自利”“不孝”“無情”等罵名。

當父母把孩子視為私人物品，視為投資，原本應為情感港灣、精神支柱的家庭，就完完全全成為一場預謀，一場生意，身處其中的人甩不掉，擺不開。

這種親情綁架的邏輯適用于所有子女，生兒子也逃不脫。

03

犧牲者

重提一個看似已被淘汰的概念：養兒防老。

2008年王志文、左小青主演的連續劇《天道》里曾出現一句臺詞：“如果你養兒為了防老，那就別說母愛有多偉大了。你養來養去還是為了自己，那是交換。”

費孝通先生在《江村經濟》里還闡述了這樣的觀察與結論：在中國人心里，自己與子女是整個家族上下聯結的環節，表現在社會細胞的構成上，就是最常見的親子關系反饋模式。

“接力”和“反饋”這兩種取予模式，貫徹了一個社會經濟共同體的長期生存，多年以來達成了一種生態上的均衡。而在農業與手工業社會的家庭內部，支撐這種均衡的主力軍是男性。在解決幼年和老年不能自養的問題上，“養兒防老”自然成了主流。

《都挺好》劇照

父系家庭，自有文字以來一直如此，女兒嫁出去，隨別人姓，延續別人的香火，因此一出生就注定是外人，只有兒子，負有贍養義務，也負有傳宗接代的責任。這樣的家庭模式、文化現實，決定了人的心理和行為模式。

從這個意義上，部分家庭“重男輕女”的根本目的，恰是為了“養兒防老”。

雖然，早在1929 年的民國《民法》里，就明確了男女平等的原則，規定女兒和兒子一樣有繼承父母財產的權利和贍養父母的義務，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的1980 年《婚姻法》第十八條也作出同樣的規定。

法律制度上的規定雖在中國大部分城市里都持續起著作用，在更廣袤、隱蔽的農村里，不少單系嗣續的傳承習慣卻仍然根深蒂固。單獨指責某個家庭里的父母或者哥哥、弟弟等男性成員，是沒有意義的，這是一種文化慣性使然，同時也證明著重男輕女這種觀念，還有著經濟的、社會的基礎，因而至今仍然存在，有其必然性。

改革開放至1990年代以后，隨著城市化發展及外出務工的流行，城市主流婚姻模式逐漸轉變為基于社會經濟地位的結合，加上人口老齡化、都市小型中產家庭興起、個體原子化性質增強等新的因素出現，傳統大家族文化加速瓦解和稀釋。

北京交通大學跳樓大三學生的遺書。受家庭出身影響，從小鎮到精英高校的親身經歷，讓他更容易觀察到城鄉與階級的分化，并且站在社會中低階層的立場上。

與此同時，通過高等教育走出鄉村，脫離原生家庭的子女，幾乎成為一整個家庭改善生存境況，甚至改變階層狀況的唯一寄托。

在正經歷從鄉土轉移到城市過程中的家庭，反而會更加重視代際補償效應，將代際取予的互助傳遞模式，作為抵御風險的最主要依靠。

他們在看到希望的同時，也看到了焦慮。當家庭人員數量變少，對下一代的寄托與依賴自然加重，“子女”，在各種層面上，都被父母有意識或無意地寄托更多。

于是，在城市社會經濟因素與傳統重男輕女觀念的共同影響下，兒子“啃老”變得更理所應當，也更為普遍，不少源自上一代鄉土社會土壤的父母，仍然認為養女兒比養兒子代價更大，得到的回報也更低。

這種根深蒂固的代際共同體存續模式，又進一步影響了當代父母對待子女的情感走向與潛意識。

作為藝術形象的樊勝美，作為真實悲劇的洛洛，她們的遭際提示著我們，一部分家庭中的未婚女性，肩膀上承擔著超過她們的負擔能力的重壓。這種極端的情形，應該得到關注和糾正。

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樊勝美、洛洛畢竟也只是負重女性的一部分。身負家庭之重的未婚女性，不在少數，但其中真正典型的樣板，是一家人感情真摯、父母與女兒互相疼愛、弟弟與姐姐彼此扶持與憐惜，這樣的例子，我們感知得更多，只是平常并不對我們造成注意力沖擊。

希望可以少一些“洛洛”的悲劇，讓家仍然是溫暖的港灣，女孩們的臉上仍然滿是陽光和微笑(圖源：洛洛微博)

家仍然是溫暖的象征，愛其實并不那么容易被利益分化，我們應該對愛始終懷揣光明的向往。

努力，改變現實——而不是空抱怨憤，才能徹底防止某種不美好的返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