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被朋友圈改變的社交與重建的附近。
“我有次在朋友圈，看到有個投資人吆喝說要組一個只發搞笑圖和段子的群給大家解壓，馬上就加進去了，群友們天天看到好笑的事情就往里發”，尚博哈哈大笑，“結果有一天，我們發了幾個諧音梗，才發現程璐也在群里潛水，真是班門弄斧了。”
程璐是《吐槽大會》和《脫口秀大會》等節目的制作方“笑果文化”的總編劇，笑果文化的一個梗是，脫口秀演員說諧音梗，要扣錢。
這是尚博通過朋友圈實現的奇妙社交關系。尚博，是我們能夠找到的過去十年經歷最復雜的人。她的十年生活，分散在四個城市，社交網絡每隔兩年就要重建一次。
她用過國內外幾乎所有主流社交平臺，但現在還在使用的，基本上只有微信。朋友圈則成為她和所有朋友保持聯系的小廣場。
“發朋友圈，現在更像是我從日常生活中發射出的小信號。”
過去十年，我們一直在和各種社交產品告別。十年中，羅永浩關閉了牛博網，王興也剛剛告別了飯否，大V一直在逃離微博。這就帶來了另一種告別，當你關注的大V離開了微博，你也不會留下來加入飯圈追星。
但朋友圈一直都在，2012年4月19日上線的微信朋友圈，其實是陪伴我們時間最長的一個社交網絡。
現在，互聯網和我們，都在經歷一個我們自己都無法確切知道方向的轉變。不過，相信朋友圈還會一直陪伴著我們，畢竟，除非自己放棄，沒有人能奪走我們的日常生活。
尚博是山西人，大學就離開了家鄉，之后到英國求學，后來又回國陸續到北京和上海工作，至今已經11年。在這么多年的遷徙中，顯然不太可能和每一個熟人都頻繁聯系，所以她在遇到開心的事情的時候，就會發朋友圈，“讓朋友們知道我挺好的。”
朋友圈見證了她大學時候的每一個重要時刻：四六級、考雅思，申請海外的學校。等到留學以后，她的朋友圈就更新得更頻繁了。全新的環境讓她覺得很多東西都很新鮮，而國內的父母也經常讓她多發朋友圈，讓家里人知道她在做什么。
大本鐘、議會大廈和倫敦眼自不必說；更貼近當地人日常生活的Borough Market（波羅食品市集）、卡姆登（Camden，倫敦潮流文化集散地），也經常出現在她的朋友圈。小博還趁著假期去了西班牙和法國，直到現在她偶爾還會把當時的照片翻出來看一下。現在在上海的她，因為這次采訪，看著以前拍的照片，“想起了巴塞羅那海邊的天空、沙灘排球，和海鷗”。
當然，在異國的生活也不是一帆風順，甚至可能難以互相理解。“比如你的同學可能都已經工作了，需要處理的是辦公室政治或者薪資問題，但是你可能每天最煩惱的就是文獻讀不完、論文不會寫，你就不好意思說了。”沒想到的是，她深夜發了一條emo朋友圈以后，正好國內醒過來的朋友馬上就問她，“怎么啦？”
盡管現在已經是社畜的尚博因為朋友圈已經超過1700人，早早就把自己的朋友圈設為了半年可見，發布的也多是“營業內容”；但她還是記得這個被朋友圈托起來，逐漸邁向成年的溫情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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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直到目前，微信依然是是中國唯一一個能夠實現絕大部分人實名社交的平臺。如果讓一個人選擇社交ID作為數字世界的代表，那在微信朋友圈的身份應該是最多人選擇的。實名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著信任，意味著心理防線的相對降低。
對于大多數年輕人來說，完整復制了生活中的社交關系以后，朋友圈讓線上產生的社交關系能夠無縫鏈接到真實生活，從而產生和拓展了新的關系網絡。新的曖昧對象、新的合作伙伴、新的同好組織，就像文章開頭提到的“群里有高人”一樣，都是尚博和你我在朋友圈里曾經實現過的經歷。
這或許是朋友圈最有魅力的地方。在最大程度地鏡像映襯和留存我們的現實生活的前提下，我們的社交關系產生了有史以來最多的連接點，從而產生了新的奇遇。
很大程度上，微信朋友圈承擔了社區功能，給每個人構建了一個社會網絡。當一個人離開家鄉，來到新的城市，無論是你租住，還是住在自己購買的房子里，你所在的社區，本身都沒有提供什么社區功能。
李南在一些朋友眼中算是社交達人。他三年前從西南老家來到北京，畢業于雙非本科，在北京同學不多。為了在北京生活得更好，他的社交需求，主要是搭建自己的工作人脈網，以及結識異性朋友。
這兩個需求，朋友圈當然都沒辦法滿足。他會在各種平臺尋找機會，在微博、B站和知乎的評論區，說得來的網友互加微信，就變成了朋友。他的兩任女友，都是這樣找到。
“朋友圈是用來維系已有的社交網。”李南說，如果一個朋友連續幾天不發朋友圈，他就會感覺這個失聯了，因此他自己也會經常發點工作生活日常，讓朋友們看到一個聰明上進的年輕男孩在努力生活。
對于李南，在朋友圈維系這種人設不難。
Hulu的創始人Eugene Wei 認為，社交網絡的競爭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社交資本、娛樂和實用性。和微博、抖音等其他平臺相比，朋友圈提供的社交資本和娛樂性稍差，但實用性斷層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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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在前兩項，都沒有太多優勢。就算好友再多，除了做微商，我們很難將自己的朋友圈資本化，直接用來賺錢。但這是一個人人可以依靠的網絡。那些離開了家鄉家庭的年輕人，在大城市幾乎找不到可以在金錢或者是其他什么方面的應急網絡。
在一個名為《和陌生人說話》的訪談節目里，一個27歲的女孩子，幾個月內遭遇母親治病，父親開車致人重傷雙重不幸，她實在沒有能力解決，決定發朋友圈求助，結果5個小時就借到了30萬，朋友圈幾百位朋友伸出了援手。
這是一個很特殊的案例，不過“萬能的朋友圈”早就成了一個梗。一般人更多的求助理由，是在醫院里找不到停車位，或者買了只活羊，不知去哪里宰殺這些小事。
就在朋友圈開通后不久，2012年8月，微信上線了公眾號，后來又上線了視頻號。對于用戶來說，公眾號和視頻號帶來了內容，降低了發朋友圈的難度。
當然，也不可避免的，沖淡了朋友圈里的個人日常。
朋友圈剛剛上線時，還是真正的“朋友”圈，是一個很讓人著迷的地方。只要你打開朋友圈，就有新鮮的信息送到眼前。和過去翻看新聞門戶或朋友的QQ空間不一樣，這種為移動互聯網而生的信息推送方式叫信息流。
大多數人記不起自己的第一條朋友圈內容，只記得當時發朋友圈還有點卷。因為你會不斷看到，有大學同學畢業后周末還在堅持打藍球，有同事去跑了北京馬拉松，十一假期有人去國外旅游。
大多數人不會直接在手機相冊里找照片發朋友圈。這種讓用戶愿意隨時隨地分享日常的產品設計，讓外界認為微信拿到了移動互聯網的船票。
但朋友圈的“新鮮感”來自于隨時獲得新內容，“新鮮”的前提是一直能刷到我感興趣的內容。熟人朋友的內容不可能精致，但由于對人的關注，足以讓你點擊觀看。
如果有幾千好友的話，這個邏輯就不再成立。在上個世紀90年代，英國的人類學家鄧巴提出，一個人一生能實現緊密關系的人的數量，大約是15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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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的人越來越多，內容越來越水，這是全球社交網絡的通病。平臺商業模式建立在用戶活躍度之上，就必須讓用戶盡量多多互相關注，并最終媒體化。對于用戶來說，信息流越來越偏向“發生了什么”，而不是“我在做什么”。2016年4月，Twitter將自己在蘋果商店的類目從社交網絡更改至新聞。
朋友圈也在中間尋找平衡。
張小龍在去年微信10周年公開演講中提到，截至當時，已經有1.2億人發朋友圈，每天能傳出1億條內容，送達到7.8億人的朋友圈界面。朋友圈大量提高了我們和半熟人的交互機會，極大擴大了人們日常的社交半徑，成為我們了解朋友無法回避的渠道。
這當然帶來了新的可能性。
“我自己就有一個經常偷偷關注的在日本學藝術的小姐姐，之前是工作關系加上的，看她的朋友圈感覺就像在云旅游”，尚博剛看到她又發了一條在京都看夜櫻的朋友圈，上面寫著，「生活又有什么值得擔心的事情呢」。“有人在和生活纏斗，就會有人在和生活擁抱”，小博覺得“自己被注入了一些青春活力”。
不過，尚博現在對于自己的朋友圈謹慎多了。當你人生中認識的所有人幾乎都在微信上時，微信已經成為了現實社交關系的鏡像，所以，分享自己未經審視的想法，自然會帶來潛在的社交風險和壓力。
有人對這種新的社交生活不太習慣。
我的一個朋友張一文，曾因為各種原因多次關閉朋友圈，而后又不得不重返。我問他，“朋友圈對你來說是什么？”
他答，“就像我的一個客廳，一開始我愿意讓朋友們來參觀，后來不太熟悉的、工作關系的人也能自由進來了。那我還是關上門吧。”
這是微信用戶關系網不斷擴大，從強關系拓展到弱關系時必然經歷的混亂。微信用戶一度反復談論這種壓力感和倦怠感，提出“逃離朋友圈”。在2018年各種新興社交產品挑戰微信時，打出的“替代朋友圈”口號也曾頗為響亮。但無一例外，當年的明星產品一如更早的米聊、來往、易信，轟轟烈烈地失利了。
在2019年的微信公開課上，張小龍道，“逃離朋友圈”是某種被夸張了的假象。“很多人都說要逃離朋友圈，或者說不怎么用朋友圈了。但事實上這是互聯網圈子大家看到的一個假象。大家往往把自己周圍的人的情況，當作全世界的人都是這樣子的，但是真相并不是這樣子的。因為朋友圈本身就是社交，所以一個人怎么可能逃離社交，即使你發東西少了，你也會去看他，然后也去互動點贊評論。它本身也是個社交行為。”
朋友圈的人數一直在增長，沒有停下來的勢頭。每天有7.5億人進去朋友圈，平均每個人要看十幾次，所以每天的總量是100億次。
為什么大家談論著倦怠，卻難以真正切斷朋友圈呢？我們當然無可否認，微信享有移動互聯網時代最完備通訊錄、用戶基數最大IM的優勢。但這種優勢的形成過程才是更值得關注的，有時機、產品本質的原因，更有用戶行為之網自我生長演化的因素。
張小龍在《微信背后的產品觀》中提到“群體效應”：把所有群體拉到一個環境，給他們制定規則，他們會發生什么，我們掌控不到。不可預知性、不可測性是互聯網產品的意義所在。用戶會自己運作，他們會自己發生很多故事，這個世界就會變得很精彩。
微信，以及承載微信用戶社交的朋友圈也正是如此不斷演化。小到用戶并沒有按照“拍照-發狀態”的預設，而是大規模使用“長按-發文字”的功能，衍生出朋友圈多元的內容生態；大到中國互聯網用戶將原本面對面的聯系，搬運到微信上，使原本受時空限制、受人際網絡自然規模限制的交往，變成了隨時隨地、消除物理阻礙的關系。
朋友圈是一個虛擬空間，但我們在其中的虛擬活動頻次、價值甚至超過線下的。隨著微信在內容閱讀、線下消費、工作、公眾設施、社會保障等各方面與真實世界融合，數字生活就是真實本身。
如果剝離掉朋友圈，一個人在數字時代的社會性存在會受到程度不等的損害。
但這種抑制用戶發表狀態、瀏覽朋友圈信息意愿的壓力卻是不容忽視的，它會降低內容信噪比、損害社區生態的健康。微信對這種變化其實也很敏感，從歷次版本迭代中對朋友圈內容的降噪、分層處理就可以看出端倪。
降噪落在加強社區治理，比如一再打擊發布同質化內容的微商，對公眾號、小程序、App等誘導分享的行為一再限制等。此外，對企業微信的大力推行，也能幫助剝離商業活動對微信朋友圈的入侵和稀釋；在大力推廣時刻視頻、視頻號時，視頻的發布流通與朋友圈也有意做出了區隔。
分層，則是把控制朋友圈內容和社交氛圍的選擇更多交給用戶自己。從最早的是否允許陌生人查看你的朋友圈，到雙向選擇的朋友圈屏蔽，到朋友圈分組可見，再到直截了當的朋友圈三天/半年可見……
從某種程度上看，微信朋友圈是在“做減法”，一方面降低用戶發布朋友圈的壓力，一方面優化用戶瀏覽、評論朋友圈的體驗。
而不管再如何優化，朋友圈都樸實地遵循著時序分發的邏輯。即使在2018年最受質疑時，微信朋友圈的分發秩序還是平靜如昨。張小龍并不妄想用算法代替用戶判定，哪些內容是更“好”的、值得優先閱讀的。一篇標點錯亂、多處錯別字的內容，可能來自用戶最親密的家人。
人際關系是朋友圈內容價值的根源。用算法當然也能延長用戶在朋友圈的停留時長，但張小龍也選擇不為，他認為“技術的使命應該是幫助人類提高效率。”
時序分發，評論區層級簡潔，無轉發功能——這些集合起來，讓朋友圈每個人的聲音，至少從呈現上是平等的。在朋友圈重構的熟人關系中，沒有人格化的官方，不會放大某一個人的聲音，因此理性平等的氛圍是更濃厚的。
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趙旭東認為，微信可以使得受到現代性生活方式的影響而日益分散開來的個體，重新凝聚起來。當數以億計的乃至更多的人都借助微信的界面去呈現自我、剖析自我、理解自我、表達自我之時，一種社會性的力量便會逐漸地醞釀形成。
而在當下的中國社會，這一力量尤其具有特殊價值。
同樣在2019年公開課上，張小龍用“廣場”類比朋友圈。“朋友圈本質上是一個什么，朋友圈其實開創了一個新的社交的場所，其實它不止是一個時間流。我把它比方成一個廣場。你每天會花半個小時從廣場走過，然后你看到廣場里面你會迎面看到一堆堆的人在那里討論不同的東西，聊不同的東西，有各自的主題，然后你經過每一個人群，這里面都是你認識的人，并且你可以停下來跟他們參與到任何一個小圈子討論里面去，并且你會發現每一個小圈子也全部都是你認識的人。”
朋友圈上線后，看起來中國互聯網有了兩個輿論廣場：微博和朋友圈。兩者其實完全不同，微博很快被大V占領話語權，而微信一直堅持朋友圈去中心化。也就是說，就算擁有了幾千好友，朋友圈仍然是你自己的廣場。
如果說微博更類似于西方希臘羅馬歷史中哲學家發表雄辯的公共廣場，那么張小龍說的廣場，則更類似于我們中國人所熟悉的村口大槐樹下的廣場、社區的休閑廣場。
兩者都有很強的公共性。據CNNIC在2016年發布的《中國互聯網新聞市場研究報告》，我國網民新聞獲取途徑主要有微信（74.6%），手機瀏覽器（54.3%），微博（35.6%），新聞客戶端（35.2%）。可見，微信已經成為了互聯網上最主要的新聞接觸渠道。
而與微博開放式空間不同，微信有明顯半開放的圈層屬性。很多公共議題，在朋友圈與我們身邊的人發生鏈接，這是更有附近性的，更有行動力的公共參與。
就近而言，上海疫情被封控的居民們，在朋友圈吐槽物資緊缺，異地的朋友們看到后自告奮勇幫他們早起搶菜，甚至僅僅一個點贊都是充滿力量的守望；
一位記者在朋友圈征集信源，連續從多個角度就抗疫采寫出稿，在行使輿論監督之外，對上海朋友也是一種慰藉和救濟。
誠然，我們都是普通的個體。但在朋友圈里，至少讓我們能從附近出發，和時代發生碰撞、共鳴，從而重新確認、修正或重鑄集體規范和倫理價值，從而實現了正面的社會共識。
